九寨沟通了高铁，我却开始怀念那个颠簸12小时的时代

早上刷手机，看到九寨沟高铁站正式投入运营的新闻，视频里，崭新的站台亮得晃眼，穿藏袍的姑娘捧着哈达，列车像银色的箭一样滑进群山，评论区一片欢呼：“终于不用受罪了！”“说走就走的九寨沟来了！”我跟着点了赞，心里却莫名空了一块，那个需要颠簸十二个小时才能抵达的九寨沟，好像随着这列高铁,被永远地甩在了身后。

我第一次去九寨沟，是2012年夏天，那趟旅程，是从成都茶店子车站弥漫着泡面味和汗味的清晨开始的，中巴车老旧，引擎声像哮喘病人的喘息，车子一开出成都平原，就一头扎进了盘山公路，那路况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骨头在发酸，一边是刀削般的峭壁，另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岷江峡谷，车轮子常常就压在路沿的白线上，看得人手心冒汗，司机是个黑瘦的本地汉子，叼着烟，方向盘打得随意，车子在“之”字形的路上甩来甩去，一车人像罐子里的豆子,东倒西歪。

那时的旅行，时间是“糊”状的，没有精准的“小时”概念，只有“一段又一段”，一段是颠得屁股发麻的碎石路，一段是堵在塌方清理现场的百无聊赖，一段是停车在简陋驿站，吃着又咸又辣的豆花饭，看着远处山顶的雪线，同车的人，从最初的矜持，到被颠得共同咒骂，再到互相分享辣条和晕车药，关系被摇晃的道路强行拧在了一起，有个从广东来的大哥，一路用蹩脚的普通话讲他失败的生意，讲他非要来看看“童话世界”的执念；一对度蜜月的小夫妻，女孩晕车吐得脸色发白，男孩一直搂着她，小声哼着歌，窗外的风景是慢放的胶片，羌寨的石碉楼、山坡上吃草的牦牛、经幡被风吹得鼓起来……它们不是“景点”，只是漫长抵达过程中,自然而然的一部分。

身体的痛苦，像一种过滤网，它筛掉了太多轻盈的、仅仅为了打卡的念头，当最终站在诺日朗瀑布前，水雾扑面而来，轰鸣声灌满耳朵时，那种震撼是沁到骨头缝里的，不仅仅因为美，更因为你为这份美，支付了实实在在的、沉重的“代价”，你觉得自己像个朝圣者，用一路风尘，换来了这一刻的洗礼，晚上住在沟口的藏家客栈，木板房不隔音，能听到隔壁的鼾声和远处的狗吠，浑身散架似的疼，却睡得格外沉，那种疲惫，是一种充实的、有分量的奖章。

后来路越修越好，大巴车越来越舒适，从十二小时缩到八小时，再到六小时，车窗外的悬崖不再那么令人心惊，停车“放风”的土厕所变成了干净的休息区，过程被不断压缩，目的被无限放大，我们越来越像被精准投递的包裹，标签上写着“九寨沟”，至于打包和运输的过程,最好毫无知觉。

高铁时代的到来，是意料之中的终章，它把最后一点“过程”也抽干了，地图上曲折的线条被拉直，蜀道之难，从此只在李白的诗里，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这种变化，它意味着更安全、更便捷、更平等——让更多老人、孩子、行动不便的人，能轻松一睹这人间仙境,这是时代的恩惠。

可我心里那点不合时宜的惆怅，也是真的，我怀念的不是苦，不是累，而是那种“抵达感”的厚重，现代科技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，我们习惯了无菌的、恒温的、速达的体验，我们与一片土地之间，失去了缓慢的、摩擦的、相互试探的温度，高铁窗外的山峦再壮丽，也成了飞速掠过的背景板，我们和这片土地的联系，变成了一张薄薄的车票和一段模糊的、可供瞌睡的时间。

或许，我怀念的，是那个还有“远方”的时代，远方，意味着阻隔，意味着需要用力才能跨越的距离，而当一切天堑都变通途，远方就成了一个点击即达的导航目的地，便捷吞噬了想象，舒适消解了敬畏，我们得到了一切,也稀释了一切。

听说高铁站就建在沟口附近，出站转乘景区公交，半小时就能看到第一个海子，高效，完美，我想，以后我可能也会选择坐高铁再去一次，我会站在澄澈的五花海前，或许会和身边的游客一样，轻松地笑着，拍几张照片，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，那海子的水，倒映着雪山和天空,也倒映着一个时代匆忙的背影。

那辆喘着粗气的中巴车，那群在摇晃中分享故事的人，那段被拉得很长、长得足够让期待和艰辛都发酵出滋味的盘山公路，都成了我私人地图上，再也无法通行的、废弃的旧路，它们通向的，不只是九寨沟，更是过去那个笨拙地、热烈地奔向“远方”的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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