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西的秋天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

朋友,当你看见这些字的时候，我正瘫在成都家里那张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，膝盖上敷着热水袋，脸上还挂着高原红，前几天刚从川西下来，人回来了，魂还在折多山垭口的风里打转。

别问我川西什么时候去更合适,这问题就跟“火锅该配黄喉还是毛肚”一样，各有各的理，但你要真不听劝，我今儿也得把话撂这儿——秋天，只能是秋天，别的季节都好商量，就秋天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“谋杀”。

春天去川西,雪还没化透，路难走，草皮刚冒出点嫩尖儿，灰突突的；夏天呢，雨水多，泥石流时不时来串门，雾气重得能把贡嘎雪山挡得严严实实，你站那儿等俩钟头，看见的只是一团棉花；冬天……也行，雪景苍茫，冷得你脑仁子发木，风景倒是有，就是人快没了。

只有秋天,川西的秋天不只是一种季节，它是一记闷棍。

去年十月下旬,我跟几个老搭子从成都出发，沿都江堰、映秀、耿达、卧龙，一路往四姑娘山方向撵，车一过巴朗山隧道，海拔从几百米陡然窜到将近四千米，前一秒还灰头土脸两颊冒汗，下一秒就看见车窗玻璃上起了哈气，同车的老周说了一句：“到了。”

隧道出口是个分水岭,山这头阴雨沉沉，山那头晴得刺眼，天空蓝得不像话，像谁把一块蓝印花布绷在头顶，连朵云彩都懒得挂，远处的雪山露出白生生的脊梁，在阳光底下快把人的眼睛给灼伤。

当天赶到猫鼻梁,四姑娘山就这么大刺刺地横在眼前，没有预兆，没有铺垫，四个雪山尖子排成一溜，幺妹峰更高，腰上别着几缕云，旁边大姐二姐三姐安安静静地陪着，天色将暗未暗，雪山顶上还染着更后一抹金，像抹茶蛋糕顶上洒的那层焦糖。

那是谋杀的开始,你挪不开眼睛。

再往丹巴走,住甲居藏寨，寨子里的苹果树挂满了果，没人摘，红彤彤地掉在土墙根下，羊走过来啃两口，嚼也不嚼，藏房红白相间，像从山坡上长出来似的，夜里没路灯，躺床上听见牛铃在窗外叮叮当当响，天窗漏下星光，凌晨五点多起夜，抬头看见银河从雪山的豁口处淌过去，亮得人眼睛发酸。

那几天,我很少掏手机，不是不想拍，是拍不出来，手机拍出来的川西，像被颜料罐子泼过的明信片，美则美矣，却少了风、少了温度、少了那种站在海拔四千米、肺里冷空气掺着雪山松木气息的窒息感。

从新都桥往理塘去的那段路,开过卡子拉山，路不宽，一边是草坡，一边是沟壑，海拔四千七，云就贴着山坡翻滚，像锅里煮沸的牛奶，路边有牦牛晃悠，也不怕车，慢吞吞地走，尾巴一甩一甩。

我们在一个磕长头的队伍旁停了车,七八个藏民，额头上都有结痂的茧子，手里绑着木板，一步一磕头，身体像一把折起的刀，打开、合拢，再打开，没有交谈，没有表情，只有风声和木板摩擦地面的沙沙声，老周递过去几瓶水，没人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走在更前面的阿佳冲我们点了一下头，没说话，车重新上路，车里静得能听见心跳。

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,川西的秋天之所以“谋杀”人，不是因为景有多漂亮——虽然它确实漂亮得*——而是因为在这种高海拔的、辽阔得近乎蛮横的天地里，人会突然看见自己那点碎碎念、那点自怜、那点城市里的焦虑，有多轻。

从理塘折返,过海子山，有种不真实的荒凉——石头比草多，天跟地之间，就一条公路，直愣愣地插进云里，我们在那儿停了很久，谁也没说话，就是看云，看云投在地上的影子，漫无目的地爬过山坡，像温吞吞的巨兽。

回到成都后,有几天不太适应，楼太高，人太多，红绿灯太吵，我坐在饭馆里吃回锅肉，一片肉夹起来，忽然觉得它没有在海拔四千米啃的那块风干牦牛肉香。

别再问我川西什么时候去更合适,答案就摆在那儿，像雪山一样明明白白。

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,就那十来天，错过了，等明年，明年没赶上，后年，但你要真喜欢春天发嫩芽、夏天绿油油，也尽管去，没人拦得了你。

川西不会拒绝任何人,它只是用它秋天的方式，一把掐住你的咽喉，让你从今往后再也喘不过那口平淡的气，等你好不容易把气喘匀了，人却再也不想回到从前。

就这样。“谋杀”干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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