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上个月从川西回来,把照片往我这一甩,蓝天蓝得不像话,雪山白得晃眼睛,喇嘛庙的红墙在太阳底下烧着,他啥也没说,就指了指自己晒脱皮的脸颊,得,我懂了,那种地方,光看照片,心就跟着跑远了。
于是我也收拾了个包,没做太多攻略,心想,川西这种地方,大概就得留点空白给意外,从成都出发,一脚油门,繁华的火锅味还没散尽,楼宇就像退潮一样矮了下去,等过了雅安,山势陡然严肃起来,隧道一个接一个,车窗外的光线明灭不定,像是大地在缓慢地呼吸,空气开始变凉,带着一股清冽的、植物根茎被折断的味道,我知道,川西到了。
第一天,我把自己扔给了四姑娘山。 车子在盘山路上拧麻花,同车的小姑娘已经抱着塑料袋吐得昏天暗地,我贴着车窗,看底下深谷里,墨绿色的河流细得像条线,到达双桥沟时,下午的阳光正好,坐观光车往里走,雪山就那么毫无征兆地、完整地杵在眼前,不是仰望,是平视,那种压迫感很安静,不声张,却让你瞬间闭嘴,我沿着栈道慢慢走,身边是哗哗响的溪水,冷杉笔直地站着,树下厚厚的苔藓像铺了绿丝绒,有个瞬间,我停下脚步,除了风声和水声,什么都听不见,脑子里那些赶稿的焦虑、流量的算计,忽然就被这巨大的寂静稀释了,轻飘飘的,没了分量,晚上住在日隆镇,头疼,像有个小锤子在轻轻敲太阳穴,这是高原给的第一个下马威,喝了一大壶酥油茶,味道咸腥,并不好喝,但当地人说管用,裹着厚厚的被子,听着窗外隐约的狗吠,睡得格外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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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直奔丹巴甲居藏寨。 和四姑娘山的孤绝不同,这里是热闹的人间烟火,赭红色的碉楼,三三两两,从山腰一直泼洒到河谷,像孩子随手撒下的积木,却有着几百年的稳重,走进一家藏民院子,女主人正晒着玉米,金灿灿铺了一地,她汉语不太流利,只是笑着给我倒水,坐在屋檐下,看对面山壁上云影移动,时间慢得仿佛凝固,这里的“慢”不是慵懒,是一种根植于土地的、从容的循环,比起我们追逐的那种“高效”,这种“慢”里,有更结实的东西。
第三天和第四天,在色达与塔公之间摇摆。 去色达佛学院的路很长,但当那片绛红色的海洋,密密麻麻铺满整面山坡,毫无防备地冲进眼眶时,所有的疲惫都噎在了喉咙里,那是成千上万间僧舍构成的奇观,一种极致的秩序与虔诚,沿着台阶往上爬,气喘得厉害,身边走过穿绛红色僧袍的觉姆和喇嘛,他们目不斜视,低声念诵,仿佛自成一个小宇宙,我像个误入的标点符号,显得突兀又多余,站在山顶的坛城,转经筒发出沉重的、连绵的呜咽,有信徒在磕长头,起身,伏下,周而复始,衣服摩擦着地面,我看了很久,心里某个拧紧的地方,忽然松了一扣,我们总在计算投入产出比,而他们的“投入”,是整个人生,指向一个虚无缥缈的“来世”,这真蠢,也真让人羡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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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色达去塔公,风景换了一副脾性,塔公草原开阔得让人想喊两嗓子,雅拉雪山就在眼前,山形端庄,终年积雪的峰顶在阳光下闪着银子般的光,草原上风很大,经幡猎猎作响,像是无数双手把祈祷一遍遍送上天空,我在河边找了块石头坐下,什么都不想,就看云影在地上跑,看牦牛慢吞吞地移动,一个放牛的老阿爸路过,黝黑的脸上皱纹像刀刻的,我们比划着聊了几句,他指着雪山,又拍拍自己胸口,咧开嘴笑,缺了颗牙,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:山在那里,心就踏实。
最后一天,从新都桥折返。 都说这里是“摄影家的天堂”,光线确实魔术一般,早晨起来,一层薄霜盖在草甸上,远处藏寨的炊烟袅袅升起,阳光给山脊勾了道金边,我没什么拍照的欲望,反而更想用眼睛记住这一切,回程的车上,大家都有些沉默,来时叽叽喳喳的同伴,此刻都望着窗外,各自想着心事,川西的山水,像一块巨大的橡皮擦,把心里那些乱糟糟的草稿,擦淡了许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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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成都,扑面而来是熟悉的、潮湿温润的空气,还有火锅沸腾的辛辣味道,坐在电脑前,整理照片,却觉得任何一张像素,都装不下那片高原上的风声和阳光,五天的川西,像一场短暂而深刻的“出逃”,它没告诉我生活的答案,却悄悄调整了我看世界的焦距,那些雪山、草原、红衣的僧侣、黝黑的笑脸,成了一种精神的“压舱石”,我知道,很快我又会陷入日常的琐碎与焦虑,但心里某个角落,已经存下了一整片高原的蓝天,下次当我觉得透不过气的时候,或许不用跑那么远,只需闭上眼睛,回想一下在海拔三千米处,那种找回呼吸节奏的、清冽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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