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成都,热气已经糊在脸上,儿子靠在高铁窗边,耳机塞得死死的,手机屏幕的光映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,这是我提议的“家庭旅行”——他刚结束初二,我盘算着趁暑假带他看看世界,别老闷在房间里,可从他得知目的地是四川开始,那股子不情愿就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“不就是看山看水,跟课本图片有啥区别?”他当时这么嘟囔。
第一站是都江堰,人挤人,汗贴着汗,我指着鱼嘴分水堤,试图给他讲讲李冰父子的智慧,他“嗯”了一声,眼睛瞟向别处,大概在找哪里有卖冰饮的小摊,我心里那点期待,像被太阳晒蔫了的叶子,直到我们走过安澜索桥,桥身微微晃着,脚下是奔腾的岷江水,我有点紧张,下意识想去拉他胳膊,却见他不知何时摘了一只耳机,正低头看着翻涌的江水,看得有些出神。
“这水……力气真大。”他忽然冒出一句,没头没尾的。
我愣了一下,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浑浊的江水撞在鱼嘴上,轰然分开,一股股白浪挣扎着、推挤着,那股原始的力量扑面而来,课本上那句“深淘滩,低作堰”忽然就有了雷霆万钧的重量,那一刻,滔滔江水声盖过了所有游客的嘈杂。
“是啊,”我接口,放弃了那些准备好的历史故事,“你看它好像乱七八糟地冲过来,其实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,该去哪去哪,像不像你解数学题,一堆条件,最后得捋出一条路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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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瞥我一眼,没反驳,嘴角似乎动了一下,又把耳机戴了回去,但我知道,他听进去了,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,像在坚冰上找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。
真正的转折在青城后山,我选了条需要些体力、游客相对少的路线,树林把暑气隔开,石阶湿漉漉地长着青苔,一开始他还抱怨路滑,慢慢地,话少了,呼吸声重了,山路越来越陡,有些地方得手脚并用,我爬得气喘吁吁,回头看他,他脸上泛着红,T恤后背湿了一片,却咬着牙没喊停,在一处几乎垂直的崖壁边,有段铁链扶手,我先过去,伸手想拉他,他犹豫了一秒,没接我的手,自己抓住了冰冷的铁链,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,他一步一步挪过来,脚踩稳最后一块石头时,长长地、无声地舒了口气,那一刻,他眼里有种很亮的东西,不是看手机屏幕的光,而是战胜了点什么的得意,还有对眼前豁然开朗的景色的纯粹惊奇。
我们并排坐在一块大山石上,对着空寂的山谷,他拧开矿泉水瓶,咕咚咕咚喝了半瓶。
“比体育课跑一千米累多了。”他说,语气里却听不出烦躁。
“但爽?”我试探着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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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了想,点点头。“嗯,跟通关一样。”
就这一句话,让我觉得这趟山没白爬,他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这段旅程——不是被动地“看”,而是主动地“通关”,我们之间的那种紧绷的、小心翼翼的空气,好像也随着山风散开了一些。
行程后半段去了蜀南竹海,成片成海的竹子,绿得晃眼,走在其中,连说话都不自觉放轻了,儿子举着手机,第一次不是为了回消息,而是认真地调整角度,拍那些从竹叶缝隙漏下的光柱,拍石阶上毛茸茸的苔藓,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,想起他小时候蹲在公园沙坑里堆城堡的样子。
晚上住在景区里的农家,吃老板自己种的菜,竹笋炒腊肉,简单,却鲜得掉眉毛,儿子平时挑食,那天却就着菜吃了两大碗米饭,饭后没什么娱乐,我们就在院子里的竹椅上乘凉,山里夜晚凉快,满天星斗低得好像要掉下来,远离了网络,沉默反而不再尴尬,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内容琐碎得惊人——学校篮球赛的绝杀球,他最近在听的一个冷门乐队,甚至是我工作上一点无伤大雅的烦恼,这些话,在北京的餐桌上,我们好像很久没说过了,它们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,像旁边那条叮咚作响的溪水。
最后一天回到成都,傍晚去人民公园,鹤鸣茶社人声鼎沸,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个角落的位置,两杯碧潭飘雪,一碟瓜子,他看着旁边掏耳朵的师傅娴熟地摆弄那些长柄工具,看得津津有味;又看远处一群老人家在合唱,调子起得老高,却充满欢乐,市井的烟火气,热热闹闹地包裹上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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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爸,”他忽然开口,用竹签拨弄着茶杯里的茉莉花,“…出来走走也挺好。”
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,心里头那块堵了很久的东西,忽然就松动了,我没问他“挺好”是指什么,是风景,是逃离,还是一起爬过山、看过星星的这段时光,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。
回程的飞机上,他依旧戴着耳机,但起飞时,他望着窗外逐渐变小、最终被云层覆盖的川西群山,看了很久,我知道,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,这趟旅行,没让他立刻爱上历史,也没解决任何“成长烦恼”,它只是像一场雨,冲刷掉了我们之间那层模糊的毛玻璃,让我看见,那个我以为已经陌生的少年,心里也装着对磅礴力量的感知,对挑战的跃跃欲试,对细微美好的捕捉,而我也许也让他看见,那个总爱说教的老爸,也会爬不动山,也会对着一碗普通的笋子炒肉感慨,也渴望和他分享同一片星空下的沉默。
旅行的意义是什么?这次四川之行,就是在那片麻辣鲜香、山水雄奇的土地上,我和我的初中生儿子,暂时摘下了“父亲”和“叛逆期儿子”的标签,只是两个结伴同行的人,在有些累、有些惊喜的路上,重新听懂了对方的语言,这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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