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在螺髻山盘山公路上不知转了多少个弯,手机信号时有时无,最后干脆变成一片空白,同行的本地司机老马咧嘴一笑:“莫得事,前面就到啦,我们凉山嘛,就是这样,路走到头,风景才开头。”
这话不假,当吉普车喘着粗气爬完最后一段陡坡,一片完全不同于我想象的景象,毫无预兆地撞进眼里——那不是景区规划好的“彝族风情园”,而是活生生的、呼吸着的彝家世界,深褐色的土掌房错落有致,像大地上生长出的蘑菇,厚重又安稳,房顶上晒着金红的辣椒、黄澄澄的玉米,色彩浓烈得像用油彩泼上去的,几个阿妈坐在屋檐下,手里飞快地捻着羊毛线,黑色的百褶裙铺在脚边,像沉默的花。
我来之前,脑子里塞满了“火把节”、“砣砣肉”、“彝族年”这些标签,可真到了这里,第一个击中我的,却是寂静,那不是没有声音的静,而是一种被群山怀抱、被古老生活节奏过滤后的宁静,风声、远处隐约的羊铃、木门吱呀的开合,反而让这种静更深了。
接待我的主人家叫阿呷,四十来岁,脸庞黝黑,笑起来眼角皱纹像阳光的射线,他的家是典型的彝族土木结构,中间是终年不熄的火塘,上方吊着熏得乌黑的腊肉,头一晚,我盘腿坐在火塘边的竹席上,浑身不自在,总觉得该找点话题,聊聊风景也好,阿呷却不急,用长柄木勺从火塘里扒出烤得焦香的土豆,递给我一个,简单说了句:“吃。” 然后他就那么静静地,看着火焰跳动,那种沉默并不尴尬,反而有种笃定的力量,我学着他们的样子,剥开滚烫的土豆皮,一口咬下去,原始的香甜混着柴火气,瞬间把人从都市的焦虑里拽了出来,原来,有些款待,不需要言语。
第二天,我跟着阿呷去后山,他背个竹篓,说是去“看看”,我以为是什么农活,结果就是漫无目的地走,他指给我认各种植物:这是“索玛”(杜鹃),春天满山是花;那是“则俄”(一种草药),肚子痛了嚼两片,走到一片向阳坡,他忽然停下,指着远处山谷间隐约的几处房舍:“那是我阿婆家以前住的地方,搬下来快三十年了。” 语气平淡,像在说昨天的事,可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只看到白云缭绕,荒草萋萋,那一刻我忽然懂了,我眼里的“风景”,是他生命里绵延的“地图”,每一道山梁,都压着家族的记忆和迁徙的故事,我的旅行是横向的,从一个点跑到另一个点;而他们的生命是纵向的,深深扎进这一片泥土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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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是个有趣的屏障,我听不懂彝语,只能从他们的语调、笑声和手势里猜,阿呷的小女儿,大概七八岁,叫阿果,对我这个外来者充满好奇,她试图教我唱一首简单的彝族童谣,旋律简单,来回就几个音,可我笨拙的舌头怎么也发不准那个喉音,她笑得前仰后合,最后摆摆手,从怀里掏出一颗用彩线编的“尔玛”(吉祥结),塞到我手里,那一刻,不需要翻译,彩线交织的,是最直白的善意。
最触动我的,是他们对“时间”的态度,我的行程表精确到小时,而他们的日子,跟着日头走,跟着牛羊的肚子走,有一下午,原本说好去拜访一位会做漆器的老匠人,结果走到半路,遇见邻家在收圆根萝卜,阿呷很自然地就放下我的“计划”,卷起袖子下去帮忙,一干就是两小时,我起初有点焦躁,看着手机(虽然没信号),心疼“浪费”的时间,可当我蹲在地里,学着他们的样子,把带着泥的萝卜拧下来,冰凉的泥土沾满手指,空气中弥漫着清冽的植物香气,那种焦躁慢慢被土地吸走了,收工后,主人家非要留我们吃饭,一碗酸菜土豆汤,几个荞麦粑粑,围坐在田埂上就吃了,夕阳把每个人的脸都镀成金色,那顿意外的晚饭,比我吃过的任何一桌计划内的宴席都香。
也有让我窘迫的时候,火把节的前夜,寨子里有小的聚会,他们喝着自己酿的杆杆酒,用木碗传递,一人一口,轮到我了,所有人都看着,我硬着头皮灌下一大口,火辣辣地从喉咙烧到胃里,呛得直咳嗽,周围爆发出善意的哄笑,阿呷用力拍我的背:“好!汉族朋友,实在!” 那一刻,我不是被服务的游客,而是一个因为笨拙才被真正接纳的“自己人”,那种粗糙的、直接的亲密感,是任何五星级酒店都给不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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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那天清晨,雾很大,群山只剩下淡墨的轮廓,阿呷一家送我到村口,阿果又跑过来,这次塞给我一小布包炒熟的苦荞粒,说路上吃,车开动了,我从后窗回望,他们的身影在雾中很快模糊,最后和褐色的大山融为一体。
回程路上,信号恢复了,微信未读信息涌进来,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现代景象,手里攥着那颗已经有点毛边的“尔玛”和一小包苦荞,我突然觉得,凉山给我的,不是猎奇的风情,不是朋友圈的九宫格,而是一种“生活的参照”,它告诉我,世界还有另一种不慌不忙的步调,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种基于泥土和火塘的朴素联结。
那些土掌房、百褶裙、火塘的光,并没有解决我生活中的任何具体问题,但它们像一颗颗沉默的钉子,把我那颗总是飘忽浮躁的心,轻轻地、却牢固地,钉回大地之上,凉山的路,走到头是风景;而凉山给我的路,好像才刚刚在心里,开出一个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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