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的清晨是从一碗红油抄手开始的,我坐在青旅楼下那家开了二十年的老店里,老板娘舀起热汤时,蒸汽模糊了玻璃窗,隔壁桌的大爷用川普说:“妹儿,第一次来嗦?要得,巴适!”我笑着点头,辣味从舌尖炸开,一路烧到胃里——这是四川给我的第一个拥抱,热烈得让人措手不及。
第一天就在这种晕乎乎的辣意里晃过去了,宽窄巷子的青石板被雨水浸得发亮,我蹲在井巷子口看老人用竹编蚱蜢,他的手像老树根,编出来的东西却活灵活现,掏钱买了一只,他忽然用方言说:“慢慢耍,成都急不得。”后来这只蚱蜢一直别在我的背包上,跟着我走了七天。
去都江堰那天是个阴天,站在鱼嘴分水堤,看着岷江水被两千年前的李冰轻轻一分为二,忽然觉得时间在这里是黏稠的,不是静止,是像那江水一样,打着旋儿地流,有个本地导游在讲“深淘滩低作堰”,讲着讲着说起他爷爷的爷爷就是修堰人的后代。“这水啊,养了我们几十代人。”他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早上吃了啥,我摸了下冰凉的栏杆,上面有无数人摸过的痕迹。
进阿坝州时,山忽然就陡了,大巴在盘山公路上扭来扭去,车里放着藏语歌,司机师傅跟着哼,海拔三千四的时候,我有点耳鸣,窗外经幡被风吹得猎猎响,红的黄的蓝的,绷在蓝天里像突然绷紧的弦,同车有个独自旅行的阿姨,五十多岁的样子,忽然指着远处:“看,雪山。”全车人都安静下来,那是四姑娘山的幺妹峰,雪顶在云里若隐若现,白得晃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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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双桥沟走栈道时,我遇见一个放牦牛的藏族少年,他汉语不太好,我们比划着聊天,他指指我的相机,又指指雪山,意思是让我拍,我拍完给他看,他咧嘴笑,露出很白的牙齿,然后从袍子里掏出个皱巴巴的苹果塞给我,苹果很甜,带着他体温的那种甜,下午在长坪沟骑马,牵马的大哥说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年。“春夏秋冬,马认得路比人还清。”马铃铛叮叮当当的,和溪水声混在一起。
真正站在色达佛学院的山坡上,是第四天傍晚,成千上万间绛红色木屋从谷底漫到山腰,像大地突然涌出的红色苔原,风很大,吹得经幡和我的头发一起乱飞,有个年轻觉姆(藏族对尼姑的称呼)提着水桶上山,我让开路,她低头轻声说了句“扎西德勒”,天快黑时,灯一盏盏亮起来,先是零星几点,然后成片成片地暖起来,最后整片山谷都在微光里浮动,我坐在那儿直到手脚冰凉,心里却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化开。
第五天在稻城亚丁差点放弃,高原反应让我头疼欲裂,每走一步都喘,牛奶海在海拔四千六的地方,最后两公里是真正的“眼睛在天堂,身体在地狱”,但当我真看见那片乳蓝色湖水躺在雪山怀里时,忽然就哭了,不是感动,是累的,也是被美吓的,旁边有个大哥递来纸巾:“哭啥,能上来的都是好汉。”他背包上贴着“抗癌三年”,字都磨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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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两天回到成都,节奏忽然慢下来,去鹤鸣茶馆坐了半个下午,竹椅吱呀呀地响,茶博士的长嘴铜壶划出漂亮的弧线,隔壁桌在打麻将,洗牌声哗啦啦的,像另一条河,我翻着七天拍的照片——火锅沸腾的泡沫,岷江的水花,雪山反射的日光,佛学院的灯火,牦牛眼睛的湿漉漉——它们在我手机里乱糟糟地挤着。
上飞机前,我又去了那家抄手店,老板娘居然记得我:“回来啦?耍安逸没?”我说不出话,只是用力点头,她给我多舀了一勺豌豆颠:“下次再来,慢慢耍。”
飞机起飞时,我看见底下成都的灯火连成一片温黄的网,背包上那只竹蚱蜢在安检时被压歪了一条腿,但我没把它弄直,有些痕迹就该留着,像都江堰石栏上的手印,像盘山公路的弯道,像高原晒伤的脸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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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七天,不是七个二十四小时的累加,它是辣味的后劲,是海拔的刻度,是经幡每一次翻动,是雪山在云后偶尔的现身,它教会我的不是“去哪里”,而是“怎么在”——在沸腾处能坐下吃一口毛肚,在寂静时敢听自己心跳如鼓,现在我又回到自己规律的生活里,但某个瞬间,比如地铁拥挤时,比如加班深夜,我会突然想起岷江水分流那个温柔的弧度,然后悄悄对心里某个地方说:莫急,慢慢来。
就像那个编蚱蜢的老人说的,就像火锅要煮开,就像雪山要等待云散,四川还在那儿,带着它火辣的温柔和寂静的轰鸣,等着每一个愿意“慢慢耍”的人,而我的背包上,一只歪腿的竹蚱蜢,正对着电脑屏幕轻轻晃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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