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寨沟的门票政策,对老年人是相当友好的,年满60周岁不满65周岁的老年人,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,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,而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,凭有效身份证件,就能免门票,只需购买观光车票即可,白纸黑字,清清楚楚,这看起来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福利,我当初就是拿着这条规定,兴冲冲地规划了这次家庭旅行,心想总算能带辛苦了一辈子的爷爷,去看看他念叨了好多年的“童话世界”。
出发那天,爷爷像个孩子一样,早早换上了我给他买的新运动鞋和冲锋衣,把身份证擦了又擦,小心翼翼地装进贴身的布袋里,一路上,他话不多,但眼睛一直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青山绿水,手指偶尔在车窗上轻轻划过,我能感觉到他那份安静的期待。
所有的期待和喜悦,在我们抵达景区售票大厅的“特殊证件办理窗口”时,像撞上了一堵透明的墙,队伍排得老长,几乎全是银发族,轮到我们时,工作人员流程化地接过爷爷的身份证,在机器上刷了一下,头也没抬:“老爷子,光身份证不行,免门票需要同时出示身份证和老年人优待证,或者本地政府颁发的其他有效优待证明,您有优待证吗?”
爷爷愣了一下,慢慢从布袋里掏出身份证,有点无措地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工作人员,嘴唇动了动:“我……我就有这个身份证,网上不是说,六十五岁以上,凭身份证就行吗?”
工作人员似乎对这样的疑问早已习惯,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:“按规定是需要配合优待证使用的,您没有的话,无法办理免票,可以现场购买半价票。”后面排队的人群开始有些轻微的骚动,爷爷的脸一下子涨红了,那是一种混合着窘迫、不解和一丝受伤的神情,他默默地把身份证收回来,攥在手心,转过身小声对我说:“娃,要不……咱买票吧,没事。”
那一刻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不是心疼多花一百多块钱的门票,而是忽然觉得,那张我们以为能为他打开便利之门的身份证,在这里仿佛失效了,它证明了他的年龄,却证明不了他“应该”享有的那份礼遇,所谓的“优待”,似乎需要另一张专门的“证明”来加持,爷爷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,那份出发前的雀跃消失得无影无踪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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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我才搞明白,这其中的“关节”,很多景区的免票政策,执行依据往往是省级或地方性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或优待办法,这些条例里通常会规定,老年人凭《老年人优待证》等有效证件享受优惠,身份证,虽然是国家法定的身份证明,但在一些景区具体的执行细则里,它可能只被认可为年龄证明,而“享受优待”的资格,则被绑定在了另一张证件上,对于我爷爷这样常年生活在农村,信息相对闭塞的老人来说,他只知道身份证是万能的“身份证明”,根本不知道,也不了解如何去申办一张专门的《老年人优待证》,这张证的办理,往往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老龄办,提交照片、填写表格,对于随子女异地生活的老人,或者觉得“没必要麻烦”这就是一道无形的门槛。
我们最终还是买了票进去了,九寨沟的景色确实美得不似人间,爷爷看着湛蓝的海子、飞泻的瀑布,也渐渐露出了笑容,但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,他会在看到其他老人径直通过特殊通道时,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口袋;会在休息时,轻声念叨一句:“回头得问问家里,能不能办那个证。”那份原本纯粹的、对美景的向往,被一层淡淡的、资格”的阴影所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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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程的车上,爷爷累了,靠着车窗睡着了,我看着他的睡颜,心里翻腾得厉害,我们制定各种敬老政策,初衷无疑是温暖的,是想让操劳一生的他们,能多看看祖国的山河,但当政策从文件落到地面,与千差万别的个体相遇时,为什么总会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“褶皱”?一张小小的优待证,本应是传递关怀的载体,却在某些时刻,变成了验证资格的“门槛”,甚至成了区分“合规老人”与“信息滞后老人”的一把尺子,对于像我爷爷这样千千万万普通、老实、不熟悉复杂流程的老人,这份关怀在最后一公里,是否打了折扣?
这件事过去很久了,爷爷后来再也没提过九寨沟,也没提过办优待证的事,或许他觉得麻烦,或许他觉得不重要了,但我总会想起他在售票窗口前那张陡然无措的脸,景区的规定或许有它的管理和考量,我无从指责,我只是忍不住想,我们的社会优待,能否更“智能”一些,更“通透”一些?当大数据都能将消费偏好推送到我们眼前时,能否让一份基于年龄的、最基本的善意,识别得更精准、抵达得更顺畅些?让那份善意,不要因为多需要一张证明,而让接受它的人,先感到一丝凉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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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寨沟的水,清澈见底,能照见雪山和天空,我也希望,所有给予老人的关怀政策,也能如此清澈直接,只需一张证明“我老了”的身份证,就能被温柔地接纳,让他们能毫无负担地,去拥抱这个他们曾为之奋斗过的世界的美丽,这或许比任何山水景色,都更能温暖他们的心,毕竟,我们所有的努力,不就是为了让他们晚年的笑容,能更坦然、更灿烂一些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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