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七月底,我背着一个快被防晒霜和氧气瓶塞满的包,坐上了从成都开往稻城的大巴,司机是个藏族人,皮肤黑里透红,开车时总在嚼一种我说不上名字的草根,他听说我是第一次去稻城,咧嘴笑了笑,说:“这个季节去,草绿是绿,就是人多,还老下雨。”
他这句话,我当时没太当回事,直到车爬上海拔四千多的垭口,我扶着座位往窗外看了一眼,整片山谷的草甸确实绿得发亮,可头顶的云压得也真低,像一床刚从冷水里捞起来的灰棉被,没过二十分钟,雨点子就砸下来了,噼里啪啦打在车窗上,把外面那些牦牛都打成了模糊的黑点。
到稻城县城已经是傍晚,我订的青旅在一条斜坡小路边上,门口堆着几辆租给游客的电动车,坐垫上全是水珠,前台姑娘裹着一条藏式披肩,吸着鼻子给我登记,说更近房间紧张,本来说好的大床房没了,只能给我换到六人间,我愣了两秒,她抬头看了我一眼:“你一个人来的吧?六人间主要都是学生,闹一点,不过便宜。”我接过房卡,心想算了,来都来了。
同屋的有两个刚毕业的男生,从重庆骑摩托过来,一路摔了三次,膝盖上还贴着创可贴,说话时却兴奋得很,一直念叨明天要早起去亚丁看牛奶海,还有个河北来的大姐,带着她上初中的儿子,母子俩已经住了三天,计划玩一个礼拜,她听说我还没定行程,把手机递过来让我看照片,说昨天在珍珠海碰上了野鹿,就在岸边喝水,不怕人,我凑过去看,照片模模糊糊的,只有两个棕色的影子,像从谁家旧挂历上剪下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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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晚我没睡踏实,倒不是高原反应,主要是下铺那重庆小伙子打呼,呼噜声断断续续,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,凌晨四点多,我干脆起了床,推开窗,外头还在下小雨,路灯把地上的水洼照得发白,我忽然就有点烦躁,大老远跑来,不会天天都是这天气吧。
第二天到亚丁景区,雨居然停了,云还厚着,但偶尔漏出一块蓝,像有人在灰布上撕了个口子,景区门口排着长队,大人喊孩子叫的,卖雨衣和氧气罐的小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我买了张电瓶车票,坐到洛绒牛场,草原上的水汽还没散,草叶子上挂着亮晶晶的水珠,空气里有一股混着牛粪和青草的气味,说不上好闻,但特别醒脑子。
从洛绒牛场往牛奶海走,才真正知道什么叫“看景不如听景”,路全是泥泞和碎石,有些地方窄得只能侧着身子过,旁边就是陡坡,我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气,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,路上遇见几个往回走的人,脸色都不太好,说牛奶海也就那样,今天雾大,什么都看不清,我听了一时有点沮丧,可脚底还是没停,心想总得亲眼看一眼。
就这么走了四个多小时,到牛奶海的时候,雾确实还没散,湖面灰蓝灰蓝的,水边有几块雪没化完,白得刺眼,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拍了张照,风特别大,吹得手机差点掉地上,旁边有个姑娘蹲在那儿哭,同伴拍着她后背说:“别哭了别哭了,明天再来一趟。”我站在旁边,不知怎么就想笑,不是嘲笑,就是觉得人到了这种地方,什么情绪都来得特别直接,开心也好,委屈也好,都藏不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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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了山,天开始放晴,夕阳照在夏诺多吉雪山上,山顶像镀了层铜,我坐在景区门口的小卖部外头啃一根烤肠,酱汁滴在鞋面上,柜台后的藏族大哥递给我一张纸巾,问我:“累不累?”我点点头,他说:“累就对了,你们城里人到这里来,不就是为了累吗。”
我想了想,觉得他说得好像也没毛病。
回县城的车走得很慢,山顶的云被染成一种说不上来的粉紫色,车里没人说话,大家都累倒了,我靠着窗,脑子里空空的,没想什么,到了青旅,前台姑娘又裹着她的披肩在烤火,递给我一杯热茶,我捧着那杯茶,看玻璃窗外有只流浪狗蹲在灯下,尾巴左右扫着。
那一晚我睡得很*,什么梦都没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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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别人问我稻城值不值得去,我总是说,你想好了再去,那地方的美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你的,它要你累,要你喘,要你在泥巴地里摔一跤,要你在雾里站半天什么都看不见,然后才肯露个脸,可正因为这样,那一眼才记得牢,记住了,就老觉得还得再去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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