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西，在云上面走，人容易忘记自己是谁

第一次去川西的人,多半是被照片*去的，那些照片里雪山白得刺眼，天空蓝得不像话，草地绿得能滴出油，配上一句“此生必驾”或者“治愈系风景”，就让人把行李箱从床底下拖出来了，我也没例外，但真到了那儿，站在四千多米的垭口吹着能把脸皮掀掉的风，才知道照片这东西，跟方便面包装袋一样，仅供参考。

可我还是想再去,一遍一遍地去。

从成都出发,过都江堰，进阿坝，海拔是一点一点爬上去的，开始你没什么感觉，还在车里跟同伴说笑，吃在服务区买的车厘子，甜得齁嗓子，等过了汶川，山开始变高，天开始变窄，手机信号一格一格地掉，人才慢慢安静下来，不是累，是那种静是渗进来的——路边的房子越来越少，经幡越来越多，你知道，离云不远了。

我没走常规的“成都—四姑娘山—丹巴—新都桥”那条线，而是绕了道，从理县往红原方向去，其实也没别的原因，就是听说那截路人少，人少在川西就是奢侈，尤其这几年，连鱼子西这种地方都堵车堵得跟早高峰地铁口一样，你要真奔着“秘境”去，常常是到了才发现，秘境里站满了跟你想法一样的人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各自举着手机。

红原的路是真好走,柏油路黑亮亮的，一直铺到天边，两边的草原不是平的那种，是带着弧度的，像有人用巨大的手轻轻抖了一下绿色的绸布，褶子从你脚下一直延伸到远处雪山的脚踝，云就搭在山腰上，不飘，也不急，像谁挂上去的哈达，挂了一千年，你在这样的路上开车，是会恍惚的——觉得自己不是在路上，而是在一张明信片里移动，身边掠过的是耗牛、汽车残骸改装的路标，还有就是经幡塔，风一吹，那些五色的布片扑啦啦响，像无数人在小声念着什么。

我那个朋友老周,每次跟我去川西都要高原反应，他反应的方式很特别，不是头痛，是话多，一过三千五，他就开始讲他以前上班的事，讲他*怎么不是东西，讲他前女友怎么把他甩了，讲他爸去年走的时候他不在身边，我一开始还接茬，后来就不接了，就听着，风声、经幡声、老周的声音，混在一起，成了某种很奇怪的背景音，我觉得川西这地方，可能是会让人卸下点什么，气压低了，人也就不端着了。

海拔上到四千米左右,我开始有点晕，不是晕车的晕，是像喝了点酒，脑子慢半拍，看什么都隔着层纱，这时候路过一个垭口，忘了叫什么名字，只记得路边有个水泥台子，上面立着块石碑，写着“长江黄河分水岭”，我停车下来，脚落地的一瞬间，人晃了一下，风真大，我觉得自己如果张开双臂，真能飞起来，但没敢试。

天离得极近,近得不想往天上看，怕一抬头就被吸进去，云不是一朵一朵的，是一阵一阵的，像潮水，从山那边涌过来，穿过你身体，再涌向山另一边，你站在那儿，会觉得自己的密度变小了，像块被水慢慢化开的糖。

我后来在稻城住过一个晚上,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客栈走廊里黑黢黢的，推开大堂的门，一抬头，直接懵了，满天的星星，不是撒的，是堆的，感觉要掉到地上来，银河斜着淌过去，像谁打翻了牛奶罐子，我穿着拖鞋在院子里站了二十多分钟，脖子仰酸了也没舍得回屋，那种安静是浓的，稠的，像泡在某种深蓝色的液体里，你觉得应该想点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可实际上什么都想不了，大脑是空的，只有视网膜在工作。

第二天清早去亚丁,观光车把人拉到冲古寺，再换电瓶车，说实话，亚丁的名气太大，大到我有点怕，我更怕那种“一生必来的地方”——一旦被贴上这种标签，就难免变成一场打卡任务，果然，栈道上全是人，男女老少，冲锋衣和红围巾是标配，大家走得很快，像在赶集，我不急，一个人落在后面，看路边的玛尼堆，那些石头不知道摆了多久，有些已经长出了青苔，有些上面刻着经文，笔画被风雨磨得模糊，有人往上添新石头，小心翼翼的，摆好还要退后两步看看，像在完成一个仪式。

走到珍珠海的时候,天开始下毛毛雨，雪山藏在雾里，只露出一点山脚，像幅没画完的画，旁边一个阿姨对着山的方向喊：“出来嘛！我花了钱来的！”大家笑，我也笑，其实我倒觉得这样挺好，全看光了反而没意思，留点遗憾，其实是给你下一次再来的理由。

这两年我写川西写得少了,倒不是不去了，是不知道该怎么写，每个季节都不一样，每次去也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草地上的野花开疯了，有时候是翻巴朗山遇大雾，五六米外看不见路，还有一次，在塔公草原边上的小饭馆吃一碗牛肉面，十五块钱，老板是个藏族小伙，问我们从哪儿来，我说成都，他说哦，我们这儿离成都不远，就是天冷，其实那地方离成都六个小时车程，但在他们嘴里，就不算远，想想也是，云上面的人，对距离大概有另一种算法。

写这篇东西的时候,我在成都的出租屋里，窗外是二环高架，车流声像永不停水的龙头，我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找上一回去川西拍的经幡，那些彩色的布片还在飘，隔着屏幕都能听见风声。

所以问题不是“人间值不值得”，是你在云上面站久了，回到地面，有点不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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