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,康定的街上已经有人在发动车子了,我站在旅馆门口,裹着租来的那件并不怎么干净的军大衣,还是冷得直跺脚,旁边几个广东口音的大哥在抽烟,烟头在暗蓝色的空气里一明一灭,像几颗随时要掉下来的星星,谁也没说话,都在等,等天边那一线光,也等一个能让自己把油门踩到底的理由。
前一天晚上我们在青旅的天台上喝酒,老板拎出一瓶青稞酒,说是自己家酿的,隔壁床的小伙子从成都骑摩托过来,脸上还带着被风吹出来的两团高原红,他说,明天去折多山吧,国庆第一天,肯定堵,但堵也要去,不去折多山,怎么能算到了川西?我当时笑他矫情,后来才知道,有些地方,真不是靠照片和视频就能明白的。
车沿着318国道往西,天是慢慢亮起来的,起初只是一层灰,罩在那些沉默的山脊上;后来灰里透出点青,山就有了轮廓;再后来,不知道是谁惊呼了一声,全车人都往右边看——那边的云已经烧起来了,那种红不是城市里晚霞的红,它更野,更不管不顾,像是雪山背后有人在放一场谁也没被邀请的野火,我们就在路边停了车,没有人说话,只有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,脆生生的,像在给这天地间更盛大的开场鼓倒计时。
折多山垭口四千二百九十八米,牌子上的数字被风吹得掉了一半漆,我下车的时候,腿有点飘,不知道是高反,还是被眼前的东西吓的,经幡在风里甩得哗哗响,五色的布条已经褪了色,但风一鼓起来,颜色又活了,远山是那种接近黑的蓝,雪线像一道刀刻的边,把天上和人间分得清清楚楚,我蹲下来系鞋带,头一低,又赶紧抬起来——晕,但那种晕里带着一点奇怪的爽,像喝了半斤白酒以后看什么都自带柔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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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个藏族阿妈在垭口卖隆达,那种方块的纸片,五块钱一沓,我说来两沓,走到观景台边上,学着别人的样子朝天上撒,风很大,纸片一下子就被卷到很高,打着旋,像一群失重的蝴蝶,更后不知道落到哪个山谷里去了,有个阿妈走过来,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,许愿,隆达飞得越高,愿望越容易听见,我没许什么具体的愿,就是觉得那一刻,人不该想那么多。
下山的路上堵了将近三个小时,导航上的红线像一条凝固的血管,扎在崇山峻岭之间,没有人按喇叭,大家都有点认命,有人干脆下车,坐在路边吃自热米饭,热气冒出来,跟山间的薄雾混在一起,我靠在车门上,看对面山腰上那些牦牛,它们一动不动,像长在山上的黑石头,偶尔有一只抬头,朝我们这边望一眼,又低下去,尾巴甩两下,继续吃草,我突然觉得,堵车也没那么糟,在城市里堵车,你堵的是红绿灯、是加塞的租车、是滴滴乘客迟到的三分钟;在这里堵车,你堵的是雪山、是云海、是一群牦牛过马路时那慢悠悠的倔强。
晚上住在新都桥的一户藏族人家,老板娘叫卓玛,胖胖的,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,她给我们煮酥油茶,茶砖敲下来的声音很沉,像骨头敲在木头上,她说,你们来得是时候,再晚十天,叶子全黄了,再刮两场风,就什么都没有了,我端着那碗滚烫的酥油茶,坐在院子里看星星,新都桥的夜是墨蓝色的,星星不是一颗一颗,而是一把一把洒上去的,银河横在天上,像有人泼翻了一桶碎冰,我喝了一口茶,咸的,腥的,但又暖到胃里去,卓玛家的狗卧在我脚边,偶尔打个喷嚏,整个身子跟着抖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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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几天我们还去了塔公草原,去了墨石公园,看了雅拉雪山的日照金山,但奇怪的是,回忆起来,更先跳出来的总是折多山垭口那阵风,和风里那些不知道飞到哪里去的隆达,也许是因为那里太高、太冷、太不像日常,所以记忆只能把它单独放在一个格外陡峭的抽屉里。
回成都的那天,在二郎山隧道前又堵了一小段,隧道口写了四个字:康巴门户,穿过那个洞,天就灰了下来,雾霾像一张旧棉被,把远处的山都盖住了,我回头望了一眼,来时的路已经看不见了,只有山还沉默地立在那里,手机响了,是民宿老板发来的消息,问我到了没有,我回他:到了,又补了一句:魂还在你们那儿,改天再回去取。
他发来一个哈哈笑的表情,我也笑了,把手机丢在副驾驶座位上,融进了国庆返程的车流里,堵着,但一点也不着急,心里的某个地方,还在海拔四千二百九十八米的地方,被风吹得鼓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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