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验孕棒显示两条杠的第十天,我坐在去川西的车上,海拔表跳到四千二。
我先生说我是疯子,他说这话的时候,正把第四袋酸话梅塞进我的冲锋衣口袋,他嘴唇发紫,手指冻得跟萝卜条似的,还在给我拧保温杯盖子,那杯子是结婚时买的,红色漆掉得斑斑驳驳,像我们这几年磕磕绊绊的日子。
决定出发前,我妈在电话里吼了四十分钟,她说你知不知道高原反应对孩子什么影响?缺氧,畸形,流产——她列举这些词的时候,每一个都像小石子砸在我太阳穴上,我蹲在阳台,看着楼下快递柜前人来人往,突然就哭了,不是怕,是委屈,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,我还没想好怎么当妈,就先被剥夺了当自己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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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我还是来了,带着病历本、孕妇维生素、两个氧气罐,和一个怕得要*却不敢拦我的男人。
车过泸定的时候开始下雨,雨刮器咔哒咔哒地响,像在给什么倒计时,我把手贴在车窗上,玻璃凉得渗人,山一座接一座地往后退,云雾缠在山腰,像谁随手扯烂的棉絮,我忽然觉得,川西的脾气比我想象中更烈。
折多山是第一个坎,车爬到半山腰,我的胃就开始翻江倒海,不是普通晕车那种晕,是有人攥着我的胃往下拽,又往上顶,我先生把车停在观景台边,我推开车门,蹲在碎石地上吐,吐到更后只剩酸水,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风大得不像话,经幡在头顶哗啦啦地响,像无数只手在拍打天空,我抬头看,五色的布条被风吹得绷成满弓,上面的经文一个字也看不清,可你就觉得它们一定在念着什么,那一刻我忽然想,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不属于这里,那经幡会不会替我拦住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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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先生蹲在旁边,不说话,就一下一下拍我的背,他的手很大,拍得我肋骨嗡嗡响,我忽然想起我们第一次来川西,也是在折多山,他举着相机追一只土拨鼠,笑得像个傻子,那时我们没孩子,没房贷,没这么多需要掂量的事情。
后来继续往前走,到新都桥的时候,天晴了,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,打在金黄的青稞田上,亮得刺眼,路边有藏民在卖牦牛酸奶,我嘴馋,要了一碗,酸得人打激灵,可咽下去之后,胃里反倒踏实了,我先生紧张地盯着我,看我一口一口吃完,才松了口气,像个终于得到老师表扬的小学生。
晚上住在一个藏式客栈,老板娘看我脸色不好,给我煮了甜茶,茶水里漂着酥油花,香得近乎霸道,我捧着碗,看窗外雪山露出一角,在月光底下白得不像真的,那一刻我想,也许孩子能感觉到吧,感觉到妈妈在三千多米的地方,喝着热乎乎的茶,看着世界上更安静的雪山。
离开的前一天,我们去了塔公寺,寺里的转经筒被朝圣者摸得锃亮,我也去转,一圈,两圈,三圈,我转得很慢,每转一圈就在心里说一句:对不起,不是对不起孩子,是对不起那个还没准备好就被推着走的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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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门时,一个藏族阿妈冲我笑了笑,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:“肚子里有宝宝,不要走太快。”她指了指我的肚子,我愣了一下,然后点头,她不知道,那一刻我鼻子酸得像被人打了一拳。
回程的路上,我先生忽然说:“等孩子长大,我们再来一次,带他看看折多山的雪。”我没说话,只是把手伸过去,握住了他搭在档把上的手,他的手还是凉,但手心有汗。
车子*过一个弯,贡嘎雪山从云里露出全貌,我回头看了一眼,风还在吹,经幡还在响,而我的孩子,正在我的身体里,安静地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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