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在汶川县城外第一次堵住的时候,我摇下车窗,点燃了那天的第三支烟,同车的摄影师老张嘟囔了一句:“又是塌方?”没人回答,导航屏幕上,代表我们位置的小红点,死死钉在岷江边上那条细得像根血管的弯道上,前头是望不到头的货车长龙,引擎低吼着,吐出浑浊的热气,和江面上飘来的、带着泥土腥味的湿雾混在一起,这条路,213国道,通往九寨沟的咽喉,它从来就不是一条温顺的路,它更像大地身上一道倔强的疤痕,人们年复一年地修补它,它年复一年地裂开,提醒着每一个经过的人:美景有价,而通往美的路,从来险峻。
我此行的目的,是写写这条“九寨沟公路”,最初的想法很单纯,无非是“天路”、“风景长廊”之类的溢美之词,但当我真正把轮胎压上它的路面,那些预备好的华丽辞藻,瞬间被颠簸得七零八落。
车过茂县,地势陡然险恶起来,公路一侧是刀削斧劈般的山崖,岩石裸露,泛着铁灰色的冷光,仿佛随时会扑下来;另一侧,则是深不见底的岷江峡谷,江水是浑浊的赭黄色,打着旋,发出沉闷的咆哮,路,就在这“夹缝”里求生,它不得不弯,不得不绕,像一条被惊扰的巨蟒,痛苦地扭动身躯,很多路段,是在旧日的塌方体上重新“抠”出来的,路基下还能看见上次山体滑坡时留下的、未来得及清理的巨石,犬牙交错,护栏多半是新换的,银亮亮的,在灰扑扑的山体衬托下,显得格外脆弱,像一道精致的装饰,提醒你脚下即是深渊。
老张指着窗外一处巨大的、由钢丝网牢牢罩住的山坡,说:“瞧,那是‘主动防护网’,下面还有抗滑桩,像钉子一样打进山体里。”他说这些术语时,语气里没有工程师的骄傲,只有一种见惯了的疲惫,这条路,是用无数吨水泥、钢筋,和养路工人日复一日的胆战心惊“焊”在这里的,它不像公路,更像一个巨大的、持续进行中的外科手术现场,每一处加固工程,都是一块补丁;每一盏在弯道急促闪烁的警示灯,都是一声急促的呼吸。
风景的确在,越往里走,山的颜色开始变化,从秃兀的灰黄,渐渐染上些青黛,有了林木,在一些豁然开朗的弯角,能瞥见远处雪山的一角,在云层里若隐若现,圣洁得不真实,可你很难沉浸式欣赏,对向车道一辆重型卡车呼啸而过,卷起的风让我们的车身猛地一晃,瞬间把你从出神中拽回,手心沁出冷汗,美景是橱窗里的奢侈品,而公路是冰冷、坚硬的玻璃,隔开了赞叹与危险。
这种割裂感,在抵达九寨沟口,看到那如织的游人时,达到了顶峰,他们衣着光鲜,举着手机,脸上是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抵达目的地的兴奋与松弛,他们从旅游大巴上下来,脚步轻快地踏上去往景区的栈道,几乎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那条送他们来的、浑身尘泥、伤痕累累的公路,公路完成了它的使命,像一个沉默的仆人,被遗忘在喧嚣的门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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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总有人记得,在松潘附近一个叫“六回头”的连续急弯处,我们停车休息,路边有个简陋的茶水摊,摊主是位脸庞黑红、皱纹像山褶一样的藏族阿妈,我买了一杯酥油茶,和她闲聊,她说,她在这里摆摊十几年了,看惯了这条路上的四季,也看惯了这条路上的悲欢。“路好了,来的人就多,我的茶也好卖些。”她汉语不太流利,话说得慢,“但路也累啊,夏天怕水,冬天怕雪,春天怕落石,那些养路的人,辛苦得很。”
她指着远处山坡上几个缓慢移动的橙色小点,那是正在清理边沟的养路工。“没有他们,这路早就断了。”阿妈的话很朴实,却像一口滚烫的茶,熨帖了旅人心中那条冰冷坚硬的公路形象,它不再仅仅是一条工程路,一条旅游通道,它有了温度,有了呼吸,它是沿线村镇的生命线,是藏羌同胞走出大山的盼头,是无数家庭生计所系,那些惊心动魄的塌方报道背后,是沿线百姓最实际的焦虑:路断了,客不来,山里的松茸、药材、水果,就烂在了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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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程时,我特意选择了白天,阳光刺破云层,照亮了峡谷,我忽然注意到,在那些最险峻的崖壁上,并非只有狰狞的岩石,石缝里,挣扎着伸出几丛顽强的灌木,开着叫不出名字的细小花朵,颜色黯淡,却生机勃勃,它们和这条公路,何其相似,都是在绝境里,向死而生。
抵达成都平原,车轮重新驶上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时,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不适应,窗外的风景平滑地掠过,再无悬念,我却开始怀念起那条颠簸的、危险的、充满不确定性的九寨沟公路来,它不完美,不优雅,甚至有些狼狈,但它真实,粗粝,充满力量,它像这个时代的隐喻:我们渴望抵达的,是那个被精心修饰、宛如天堂的目的地;而我们真正经历的,却往往是这条布满尘埃、需要咬牙坚持的路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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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寨沟公路到底是什么?我想,它既不是通往天堂的阶梯,也不是一道单纯的伤口,它更像一条脐带,一头连着外部世界对“人间仙境”的无穷想象与消费,另一头,则牢牢系着这片土地本身沉重的呼吸、坚韧的脉搏,以及生活其上的、那些沉默人们的真实人生,它输送着养分,也承受着阵痛,而我们这些匆匆过客,在赞叹沟内斑斓海子的同时,或许也该对这条让我们得以抵达的、充满“缺陷”的公路,投去一丝理解与敬畏的目光,因为最美的风景,从来不在路的尽头,而在这条充满颠簸与故事的、回家的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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